媒体人离职都有哪些原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比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来看，我国媒体人的离职表达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过渡仪式，是一种自我合法化的表现。内心需求和客观实际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我国媒体从业者当下的无所适从，不管是激烈还是平和都只是媒体人适应新闻市场变革的一种手段。

　　早产的新闻专业主义：朦胧的新闻理想

　　谢静认为“在批评新闻媒介的煽情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过程中，最后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妥协，在各种力量的搏弈中逐步确立”。简单来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是对当时美国新闻批评和新闻市场两者的妥协与折中，具有特定的生成条件和社会背景。

　　从始至终，我国媒体行业的主流话语就是“新闻理想”而并非“新闻专业主义”，这是因为从始至终我国的社会环境与媒体市场都没有提供新闻专业主义生长的土壤，我们最开始标榜的新闻理想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描述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新闻理想是建立在“文人论政”的基础之上，生长于“媒体是政府的耳目喉舌”之中，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无法否认在从“新闻宣传”到“新闻传播”这一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人提供了方向和旗帜，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熏陶下，我们出现了《点燃理想的日子》《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然而时至今日，当我国市场经济真正来到当年美国所经历的时代，媒体人再也无法欺骗自己。早产的新闻理想面临经济的冲击时显得脆弱不堪，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时代趋势的裹挟下选择了转型创业，离职文本中的“告别”“离开”“时代”“转型”都是大势所趋，如同生命一般，没有在成熟条件下催生的新闻理想带有致命的缺陷，一旦遭遇市场的冲击就产生了重创。与新媒体、互联网发展趋势相对应的离职创业潮，正是在市场冲击下媒体人迷失新闻方向的表现，理想成为“怀念”“神话”“黄金一代”。

　　自我挽救：社会认同下身份合法化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人遭到了“公民记者”“草根新闻”的冲击，新闻行业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强度前所未有。泰弗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我国媒体人在离职文本中所记述的真实经历与表达的职业情感、职业价值有利于获得原有社会身份的确认、新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由此产生了媒体人之间的共鸣、媒体行业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共鸣，这种情绪共鸣使媒体人获得大量关注度与话语权，进而提高了自身认知安全感，获得了一定社会归属感，进一步确定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如上文所述，西方早期的新闻专业主义始于政党媒体和市场媒体的夹击，旨在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西方新闻界在面临社会批评之时，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构建了自我存在感，新闻专业主义成为面临即将到来的批评的一种最好的防护。

　　结合中国媒体当下情境，媒体人公开发声正是自我举行告别仪式来进行的自我保护，这种形式能够斩断过去并开启下一个阶段的身份历程，通过先声夺人获得行业高地，站在媒体前和聚光灯下由被动转向主动。在经历新闻理想破灭、创业的艰辛波折后，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阐述他们想要的内容和方向，期待用这种方式来塑造新的职业认同和职业规范，用以获得自身新身份的合法化。

　　情绪转变：重新确立行业定位与新闻志向

　　广大受众注意力的集中和广泛的社会讨论，使媒体人离职成为一种近似于“现象级”的事件，这个事件带来的深远效应难以完全控制和揣测，当下仍处于变动和观望之中。

　　在媒体人努力使自身新身份合法化的过程中，他们从最开始强烈地表达对行业体制的不公，对付出与收入的不平衡之怨，到后续离职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平和表达职业规划转变，回归家庭与个人情感，甚至直白地说“不需要对我们做过多解读”。

　　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媒体人态度由激烈到云淡风轻，但是，当媒体人坦然地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追逐利益时，明确表达对新市场和新经济的追逐时，我们又不得不开始思考新闻行业是否真地走向了正确的发展轨迹。

　　媒体从业者这种情绪的转变是因为行业与环境等外在竞争力量的变迁，从显而易见的制度不公、可以精确衡量的微薄收入到当下纷纷投身于新媒体未知的掘金之间，媒体从业者的情绪由怨恨制度发展到找不到怨恨对象，越来越多看似正常和平淡的离开，实质是新闻业坚守的崩塌。当媒体人离开时不再回顾历史或强调理想，媒体人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公开解读问题时，我们要学会正确认识新闻行业定位，帮助媒体从业者重新确立志向。

　　记者合法性的探讨：重建边界

　　我国媒体人追求的“新闻理想”，表面上看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但实际上是“文人论政”的再现，是媒体从业者为获得社会承认进行社会政治参与的一种表象。媒体人眼中的“黄金时代”是对充满“激情”和“平等”这一“独特的组织文化和体制环境” [7]的怀念，实为一种群体生活的怀念，并不仅仅是理想与事业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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