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离职都有哪些原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原标题：记者行业经历最大离职潮，想留不能留才最落寞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时代发展的速度总是超乎世人的想象，无论是媒体发展的黄金十年，还是如今风雨飘摇的今天，总是会有媒体人在时代趋势的裹挟下选择了转型创业，区别只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已。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年来，媒体人离职都有哪些原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无论是媒体“黄金时代”，抑或是媒体衰落转型时代，总有一部分媒体人离开原供职媒体，进入其他媒体或行业。

　　社交媒体时代，媒体从业者和媒体行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媒体从业者也顺势获得了部分独立的话语权。在各类告别行为中，部分媒体人选择公开发声，向大众展现自己理想幻灭、生存现状和个体情感。

　　不同时代的媒体人离开媒体的情感因素不尽相同，探讨分析媒体人离职时的情感表达，对于认清媒体人的思维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其离职的这个“关键时刻”加以阐释，则能让我们从一个变迁的视角分析记者这个群体的价值认知参照物，同时了解这个群体持有的新闻价值观。

　　媒体人为什么离职?

　　新闻理想vs现实环境：制度不公、理想不存

　　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新闻理想”意指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

　　记者王克勤甚至被网友赞誉为“不为权贵唱赞歌，只替苍生说人话”，这样的高度评价见证了媒体人的辉煌。曾经的岁月中这样一批人一直带着镣铐跳舞，然而新闻立法已经走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历史，现依然在艰难跋涉，孙旭培在新闻立法三十年一文中的呼喊与设想仍旧没有实现。

　　翟明磊说，“报社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我厌恶在这种框架内的假新闻”;

　　财经记者付涛呼吁，“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

　　中国时报黄哲斌控诉，“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政府与大企业的手”。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媒体人处境变得尴尬，这种尴尬折磨的是媒体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引发行为的“暴动”。媒体人辞职离开行业正是对媒体制度的妥协或者反抗，这种妥协和反抗由私下走向公开。

　　职业道德vs个人生存：自由受限、收入微薄

　　各行各业自有其工作规则，媒体行业同样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身在其中的工作者同样承担着工作责任和遵循工作原则。只不过媒体的特性使其责任和意义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大多数忽略了媒体从业者的普通性。

　　翟明磊质问，“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而报社却将记者看成永动机，不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对记者心理的影响，并不顾实际新闻的质量而以数量做依据”;

　　高改芳在看到报社新制度时觉得，“就像在田地里耕地的牛，发现勒在自己背上的皮条又被抽紧了”;

　　第一财经日报许金晶说，“收入日渐微薄，在这种情况下，我连维系自身生活(包括房租、交通、通讯、应酬、文化消费等)都捉襟见肘”。这种情感激烈的表达让我们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媒体人的生存困境。

　　有偿新闻、广告新闻、封口费等问题一直广受诟病;同时记者“深入虎穴”进行报道，面临绑架威胁等说法又常见诸于报端，前者让人对媒体失望，后者让人对媒体肃然起敬，这何尝不是另一组矛盾。

　　所以，媒体人可以因经济利益离开新闻行业，但是媒体人大量选择“这个夏天我依然会做出改变，因为我饿”“我的名声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我连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的文艺主持人都比不上”“媒体人迷茫和焦虑与日俱增，逃离或许是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的一条道路”时，这些表达会影响公众对新闻业和媒体行业的认知，对于这种选择，我们感到难过，却并不能加以过度指责。

　　新闻怀旧vs媒体转型：大势所趋，创业转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是新闻业的“二元对立”，传统媒体新闻人日渐感受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摇，而一开始就投身于网络媒体的新闻人则期待着这一权力关系的转变。两者虽然同为媒体人，却似乎走上了对立面，出现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局面，悲观情绪在传统媒体新闻人中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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