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离职都有哪些原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转型是告别中最重要的话语之一，也是告别行为将要延续的下一阶段。东方早报简光洲称“理想已死”，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离职媒体人都如此激烈，央视马东很平和地解释“认同央视文化，但我性格不适合”;李咏携央视几位老同事成立了主要“制作自主知识产权节目”“未来涉及电视剧制作等领域”的工作室;王利芬博客文章《人生转型 服务社会依旧》情感真挚，但重点是介绍自己所创的网站。

　　所以，媒体人离职转型往往是建立在对过往的反思之上，进而呈现出平和与激烈两种状态，理智看待不同情况的离开有助于正确认识行业现状。

　　媒体人离职情绪的表达方式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句话也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媒体人的离职如此宏大的特定时代特色，文本内容往往溯及社会历史的变迁。导致媒体人离职的情绪表达不同于普通人的情绪表达，不只是单纯的事实阐述或是单独的情绪发泄。

　　顾名思义，离职告白文本意味着最终的结果都是离开，利用图悦在线词频分析工具对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数据抓取后可得出关键词、词频、权重三项数据，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文本在叙事展现上有明显差异，修辞方式、情感色彩也各不相同。

　　根据内容所表达情绪来看，基本可以认为从2003-2013是离职情绪最为动荡和激烈的十年，在此期间出现了较多尖锐话语;从2014年开始，尽管中间依然出现了在离职申请表上大骂总裁“傻B”的曹筠武，因一句“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而走红网络的彭玲玲，但媒体人的情绪总体走向是渐渐趋于平静，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出现了越来越多选择回归家庭与个人情感的离职者。

　　根据内容情绪表达的激烈程度、文本内容涉及事件的描述方式、文本行文过程中关键词汇的出现频率，可以将所有文本按照情绪的表达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直白—煽情—隐晦—平和。在现有的77份文本中，22份文本可归于直白类，5份属于隐晦类、17份属于煽情类、33份属于平和类，不同类型文本出现的时间仍有交错，难以完全定量区隔。

　　直白式：事实逼“我”离开

　　此类方式是指在文本中明确表达“我要离开”，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指责，对媒体体制、采编安排、薪酬收入等有较为直观的不满，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会较为详细的介绍离职原因，具体导火线等。它常见诸于早期的离职话语，典型的有翟明磊、高改芳、黄哲斌等。

　　在抓取关键词后可以发现，此类表达方式中通常会出现理想、领导、自由、梦想、职业、责任等词汇，它们是导致“新闻行业崩塌”形象产生的最为直观的因素，是媒体人离职情绪最为激烈的表达。

　　煽情式：“我”舍不得离开

　　此类方式通常是指在文本中回顾过往、表达不舍，常常伴随着感恩、亲情、友情、同事情谊等，在内容上既涉及过去的回忆又带有对未来的设想。不同于直白类文本中的指责话语，煽情文本在情感上着墨较多，典型代表有于威、江雪、孙李、朱学东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原有岗位抱有感恩之心。

　　数据分析发现，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转型、同事是此类文本共同的关键词，由此也可看出这部分媒体人的离职情绪集中在互联网、新媒体冲击下的职业新选择，对原有岗位和事业并未产生太多怨恨。

　　隐晦式：“我”不得不离开

　　此类文本数量相对而言较少，往往篇幅短小，内容上呈现指代不明，顾左右而言它的特点，不了解具体情况者根本无法理解话语意义。通常采用修辞手法来表达内容与情绪，诸如借喻、比喻、夸张等手法。此类文本虽然数量少，内容短，但往往内容最具有冲击性，杨海鹏、王克勤、朱伟、岳淼、赵普等人文本较为典型，他们的情绪表达激烈却碍于各种因素不能直接说明，导致内容略显怪异独特，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或事件进行解读。

　　平和式：到了“我”离开的时候

　　此类话语数量占据样本的一半之数，主要内容涉及转型、创业，行文条理清晰，多见于事后采访。模糊来讲，它介于直白类和煽情类两者之间，在内容上会涉及离职原因，也会回顾从业经历，在感情上也会表达理想不存和职业瓶颈。但它的内容表述非常客观，不带有太多情感色彩，即便是表达情感，也非常理智客观。它不同于以上几类之处在于当事人非常淡然的看待离职这一事件，颇有哀而不伤之感。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感知到媒体人的离职情绪中悲痛却不怨恨、无奈却不彷徨。

　　表面上看，媒体人早期表达的是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后期是对互联网冲击下行业前景变化莫测的担忧与尝试，结果均以“新闻理想”呈现出来，这种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朦胧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媒介经济不甚发达的情形之下早产的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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