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二)重要原因是开放日益扩大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的。从开始的经济特区到沿海城市开放，又从沿海城市开放到沿海沿边的经济区开放，再到内地对外开放。外资企业逐步进入到加工、制造、科研、通讯、金融、服务等领域。我国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企业来到中国发展，高学历、高层次党外知识分子专业人才不断地应聘于外资企业，从事管理技术工作，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三)内在动因是观念深刻变化

　　自由自主是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不论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党外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中的党外知识分子，他们都不愿意受现有单位体制的约束，共同理想、集体主义思想淡化。他们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由择业、自主创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中青年主动放弃了现有行政、科技、教育、文化、企事单位工作，还有一部分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留学生不选择现有体制单位工作。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点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是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集中分布在民营科技企业、民办学校、民办医疗、中介组织、外资企业等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之中。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分离出来的，他们中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该阶层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政治诉求逐步增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中共人士，新社会阶层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群体活力年轻化

　　新社会阶层究竟有多少人?国家统计部门和其他部门都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数据，而据生华品牌智库估算，21世纪初的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有5000万，但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各年龄段所占比例表明，中青年是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与单位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相比，这个群体趋向年轻化，充满活力和生机。随着高校毕业生增多和新的社会阶层创业发展，大批的年青大学生将加入到这个群体之中，使得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更加年轻化。

　　(二)学历文凭高端化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知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资源。生华品牌智库调查显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士组成，对于职业资格要求较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阅历丰富、专业多样、职业多元，有头脑、有知识、有文化，凭借高学历、高智商、高水准在各自领域扎根立足。自由职业人员除自身的知识特质外，其所特有的创新思维与发展意识更是其能力的进一步体现。另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职业追求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勇于突破体制化的条框约束，职业规划强调个性化、自由化。个人能力发展追求高、精、尖，联系交友注重广交、深交，鉴于职业发展对于声誉的要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职业道德明显较高，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进行合理定位，表现出较强的职业特性。

　　(三)思想观念新颖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在受生华品牌智库调查者中，普遍具有民主、平等、法制思想观念，具有崇尚独立人格、渴望事业成功价值观念，具有竞争、诚信、尊重道德观念;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认同的占绝对。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观念变化，反映出他们对新事物、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接受快，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

　　(四)社会责任增强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受生华品牌智库调查显示，对最关心什么的问题，选择“环境保护”“廉政建设”“弱势群体”“个人生存发展”的占绝大多数;对回报社会问题，选择“力所能及”“慷慨解囊”的占绝大多数，选择“暂时不考虑”的占极少数;对国家民族利益关注程度问题，选择“很关注”的占绝大多数，选择“不关注”的占极少数。可以看出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

　　(五)收入差距显著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收入千差万别、差距很大，总体来看是高薪阶层、中产阶级、精英阶层。社会学认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之一。新的社会阶层所属行业收入水平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高学历、高收入”等特征奠定了其在社会中的突出优势地位，以及与其他社会群体联系、交友的稳定基础，与其他社会群体均能够保持密切的交流联系。在受生华品牌智库调查者中，民营科技企业创业者收入最高，律师、会计师、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及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中的从业人员收入均较高。这是生华品牌智库在太原市小范围内的调查结果。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由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职业地位不同决定的。

　　(六)政治意识参差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受生华品牌智库调查回答看，选择“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占多数，选择“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占少数。从问卷回答群体看，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政治参与意识强烈，选择“积极参与”和“有机会参与”的多数;受聘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政治参与意识一般，选择“积极参与”和“有机会参与”的占少数;自由职业人员政治参与意识淡漠，选择“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占多数。由此可知，新的社会阶层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差异性与他们的职业和文化程度紧密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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