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儿子不体面？山东费县男婴买卖现象调查

　　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情况说明显示，2017年8月，山西警方将刘文慧抓获，但她一直是零口供，警方无法获取李云生犯罪的相关印证材料。新京报记者从刘文慧的家属处获悉，刘文慧的母亲、丈夫及妹夫也因涉及此案，陆续被抓。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李云生的辩护人赵志纯提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云生犯拐卖儿童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李云生没有对被拐卖的儿童造成任何伤害等后果;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犯罪数额不大等情节，应该对其从轻处罚。

　　邵宗良的辩护人提出，邵宗良只是居间介绍，应该系从犯，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应该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李云生以出卖为目的，贩卖多名儿童，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被告人李云生的刑事责任，其系累犯，应对其从重处罚。

　　3月2日，费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李云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邵宗良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其余6名收买儿童者，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分别获缓刑。其中，邵春生、王利英、马红闲自行投案，冯景明经警方电话传唤后归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张涛、丁宁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新京报记者从辩护人处获悉，判决后，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有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王常清律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刑法由原本规定的免于刑事上的处罚，变成从轻或减轻处罚，就好很多。

　　目前，被拐卖的男婴仍养育在上述获缓刑的6人家中。邵春生说，他们现在“最害怕人财两空”。一旦有车辆和陌生人到村庄附近，他们就会猜测是来要孩子的。

　　斩不断的市场

　　缉毒破案的比例、法网的密度，要比拐卖妇女儿童的比例大得多。相较而言，对于贩卖儿童的打击，警方配备力量稍显不足。只要干，伸手就会被抓，这个才是威慑力

　　为李云生提供男婴的人则是山西的刘文慧和另一名女子。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李云生和她的上线刘文慧，都是“二道贩子”。刘文慧负责在山西忻州当地“收购”男婴，李云生则负责在费县与买家对接。婴儿则像一件“货物”，出生没多久，便经过三四次倒手，层层加价，辗转到其他省份。

　　李云生背后的贩卖儿童产业链，虽经有关部门多年打击，但始终未斩断。

　　新京报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2014年2月10日至今，费县人民法院公开的拐卖儿童案，一共有11起，涉及儿童23名。梳理发现，被拐卖的儿童多来自四川、山西等地。早在2010年，媒体报道称，山西忻州一名刚出生的男婴，两天之内倒手五次，被卖到山东费县。价格从最初的27000元涨到60000元。

　　山西忻州代县当地一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30年前，就有人贩子开始在当地收孩子，往山东卖。“生了孩子养不起或者不想要，便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人贩子，再由人贩子倒手卖到别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博士曾经把2000-2013年之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拐出婴儿与拐入婴儿总体趋势是，主要由云南、四川、山西和河南拐出，向沿海的两广地区、福建沿海和山东沿海地区拐入。

　　拐卖儿童团伙化趋势明显。已从传统的单兵作战、亲戚搭伙，发展为“上线”寻找卖家、 “下线”寻找买家、“中间人”勾兑上下、“运输人”负责“送货”的一条龙的团伙性组织行为，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和成熟的操作模式。此外，在儿童被拐案件中，受金钱利益驱动、重男轻女等因素影响，有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是由亲人甚至亲生父母所为。

　　曾有网友提到，对于人贩子应处以重刑，这样才能斩断拐卖儿童的链条。对此，王常清律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一味增强处罚，用极刑、酷刑并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惩处力度过大，一定程度还会加大被拐儿童的解救难度，从罪责角度而言也是不恰当的。

　　王常清律师说，即便加大惩处力度，也不会起到好效果。拐卖儿童案件破案率低、收益高，100个里只能抓到几个人贩子，但对于人贩子而言，一两次的成功贩卖就能带来足够高的利益，这会让很多人有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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