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红人”无罪，昭示了一种风向

       “敲诈政府”，到底算不算个罪？

　　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以此罪名起诉那些常年以越级上访为谈判手段，和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上访户。不过好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有越来越多的法院认为，政府是国家机关，不能作为敲诈勒索罪的主体。7月8日，河北“举报红人”李志敏被指敲诈、重婚一案，所有指控罪名均被法院推翻。此案或许可算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注脚。

　　这个案子说起来也并不新奇。大约十多年前，河北滦县（今已更名为滦州市）司家营研山铁矿获批。在铁矿建设中，当地政府在未取得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采矿权的情况下开始征地，并与当地村民就征地补偿等问题产生了纠纷。双方种种的激烈冲突，你靠脑补也能想象得出。

　　在这个过程中，村民李志敏认为受到了欺压，开始在网上大量举报矿山与地方政府联手违法拆迁征地的问题。因为被拿住了“七寸”，当地镇政府主动找到李志敏谈判，从200万最后谈到90万，以换取李志敏不再举报。2012年，李志敏与其婚外女友刘秀丽拿回了这90万。未料2015年原滦县公安局以“非法占有、威胁使对方陷入恐惧，索取公私财物”以及“重婚”为由，将李志敏等两人拘捕。

　　随后此案进入到漫长的“博弈”之中。2016年，滦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重婚罪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5年。但辩方坚持认为，涉案的90万元是当地镇政府给李志敏的征地补偿款，并非敲诈，且镇政府不具有刑事被害人的资格。而李志敏与刘秀丽既没有结婚登记，也没有生育子女，且李志敏的合法妻子也从未报案，因此重婚罪也不能成立。

　　同时，此案的侦查过程存在诸多疑点。检方提供了一份铁矿方面的说明，称这90万为李志敏向矿山的敲诈款。但这份说明却没有任何人敢在上面签名背书。检方提供的一份讯问笔录中，同样两个讯问人，在十五分钟内分别讯问了相隔67公里的两个嫌疑人，显然说明笔录存在问题。

　　被告人提起上诉后，2017年唐山中院做出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同年唐山中院指定迁安市法院异地审理。即使是指定异地审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迁安市法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三次延长审限后才终于宣判。在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李志敏索要征地补偿费，有合法的民事权利基础，属于主张自己民事权利的合法行为；其在网上发布的内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且内容属实，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法院的判决，事实上严格遵守了《刑法》中对于敲诈勒索罪的定义。认定这一罪名其实包含三层要素：非法占有的目的、对被害人使用了恐吓威胁的方法、非法占用了被害人公私财物的事实。判决书中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李志敏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在网上的举报，是用事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不属于使用敲诈勒索的方式。而其获得的90万元是合法权益，也不属于非法占用。在舆论场上，迁安法院的判决赢得了一致好评，似乎是因为它扭转了某些趋势。但这一判决其实并没有突破既有的司法框架，而恰恰是回归到对法律条文的严格衡量和忠诚遵守。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在对重婚罪的判定上坚持了“程序正义”原则。法院认为侦查机关并没有就重婚罪对二人进行立案，所以其所取得的证据也不具有合法性。事实上，判决书没有采纳辩护律师否认重婚事实的观点，而是直接以程序不合法驳回了检方的指控。此前，“立案手续欠缺”往往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程序疏漏，而此案中则成为驳回指控的关键性依据。未经刑事立案取得的证据不合法，这一规则被重申。这既体现了一种司法智慧，又彰显了对法律原则的恪守。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再审宣布无罪，这仅仅是滦县和迁安两地法院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有差异么？明眼人都明白，指定异地审理是本案改判的关键，这说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仍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但此案最终能被扳过来，也说明十八大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使得“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越来越成为共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之下，法官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以及管辖权异议、回避等制度的共同作用，使得法院可以对不合法指控说不，公正司法多了一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更重要的是，此案在办案程序及法律原则的适用上，为类似案件打了个样。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志敏的无罪，无疑昭示了时代的风向。（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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