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假药案的“真假现实”与新京报“慰安妇”报道的道德底线

　　最近，两起舆情事件受到了网民的大量关注，原因是揭露了部分媒体的“丑恶嘴脸”，其中一起是山东聊城假药案事件，另一起则是新京报“慰安妇”报道事件。

　　事件一山东聊城假药案

　　医生推荐“假药”给癌症晚期患者

　　据环球时报综合报道，2018年4月14日，一个名叫王合禹的7旬老人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聊城市肿瘤医院就诊，称老人身患肺癌和膀胱癌，并有多发转移，均是晚期，于是被收入该院知名肿瘤医生陈宗祥处进行治疗。

　　在持续进行了数月化疗后，王合禹老人肺癌的病情得到控制，但膀胱癌的病情有所增加。但老人之前已经在其他医院进行过膀胱癌的治疗，使用过多种化疗药物，都未能控制住病情，已经进入非常难以治疗的阶段。

　　为了增加延长老人生命的几率，主治医师陈宗祥想到了一种没有在中国大陆境内获批上市、但在境外已经开始推广的抗癌靶向药物“卡博替尼”，遂将这种药物推荐给了老人的女儿王玉青等家属，让他们自行去购买。

　　病友家属“转手”相关药物

　　在尝试自己购买这种药物未果后，王合禹老人的家属提出请陈宗祥医生帮忙购买，陈医生想起他治疗的一位癌症患者的家属王清伟买过这种药，便将王清伟引荐给了王合禹的家属。

　　因为王清伟的父亲化疗效果较好，所以一直没有用上自己花12600元购买的这瓶“卡博替尼”。于是在陈宗祥医生的引荐下，王清伟便将这瓶药物转让给了王合禹老人的家属，后者则支付了13000元。对于这多给的400元，王清伟的说法是后者是主动提出为了“凑个整数”。另外，根据中国医师协会旗下刊物《医师报》的报道，王玉青承认当时陈宗祥和王清伟都对该药做了充分的告知。

　　患者病情反复，后医治无效死亡

　　2018年8月，已经在口服仿制的“卡博替尼”的王合禹老人病情一度出现好转，膀胱肿瘤和其他部位的淋巴结出现了缩小，于是王合禹老人的家属又花13000元通过王清伟找到段恒真购买了第二瓶仿制的“卡博替尼”。2018年9月，由于王合禹老人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于是停用了仿制的“卡博替尼”。

　　2018年10月，老人曾离开聊城市肿瘤医院去上级医院就诊，但之后又返回该院医治，此时老人病情出现进一步恶化，并出现了腺癌。家属曾提出再使用“卡博替尼”，但因老人此时体质过于虚弱被陈医生否决。

　　2018年11月，王合禹老人因病医治无效死亡，但其家属则认为陈宗祥医生得为老人的死负责，开始持续来医院辱骂陈医生等人。

　　山东电视台介入报道，涉事医生被免职

　　2019年2月25日，山东电视台发布一则名为“主任医生开假药”的新闻报道，报道称聊城市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陈宗祥，曾为一位癌症患者推荐了名为“卡博替尼”的印度仿制药。病人去世后，家属曾因不满治疗效果，与医院产生纠纷。此后，王某到聊城市卫健委多次维权无果，聊城东昌府公分局不予立案、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2019年2月26日，在报道的压力下，陈宗祥医生被免职和暂停职业资格一年，还被警方带走，以协助调查王清伟和段恒真“涉嫌销售假药”的刑事案件。

　　据悉，事件让几名当事人深受冲击，当地还有患者生命垂危却因此被迫断药；起初维权诉求焦点是“药不对症”的王玉青，则成了“医生好心推荐新药，却被病患家属反咬”故事里的恩将仇报者，长时间遭到电话辱骂。

媒体观点

　　新京报：聊城“假药”罗生门：别让道德先行遮蔽“情法纠葛”

　　对舆论而言，对这里面是与非的评判，也不必泛道德化：陈宗祥给身患膀胱癌和肺癌的王玉青父亲开了“卡博替尼”，到底是不是对症施治，需要医学层面的研判；段真、王清伟等算是聊城版“药神”，可其行为确实可能面临法律审视；维权的王玉青，“正打歪着”地掐断了“假药”流通链条的同时，也掐灭了部分患者希望，但并非故意。

　　澎湃新闻：聊城卡博替尼案：怎样才能不重演“我不是药神”？

　　从《我不是药神》第一次将确有临床疗效的“进口假药”使用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到聊城“卡博替尼”案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问题一再被提出。既然，国家司法机关已经将“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药品”的“非罪化”坚冰打开了缺口，卫生执法部门也不妨再多做些努力，为确有临床疗效的“进口假药”尽早提供通行证，让和煦的春光普照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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