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信仰”的中国化、民族化与国际化

　　佛教传入汉地以后，在《法华经》《华严经》等大乘经典的影响下，逐渐兴起菩萨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殊信仰、普贤信仰、观音信仰和地藏信仰。在此基础上，形成由“五台山信仰、峨眉山信仰、普陀山信仰、九华山信仰”共同构成的“四大佛教名山信仰体系”。在“四大佛教名山信仰体系”中，“五台山信仰”最先形成，这是一种融合了佛教的菩萨信仰、道教的山岳信仰和儒家的皇权崇拜并以民间信仰为根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类型。这一信仰类型，不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中国化——从“清凉山”到“五台山”

　　从宗教中国化角度而言，千余年来形成的“五台山信仰”是佛教中国化最有力的表现之一。“五台山信仰”是“文殊信仰”中国化的结果，2016年8月28日，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国佛教协会在五台山主办了“文殊信仰的中国化表达”学术研讨会，分析了其中国化过程、形式、内容与经验，认为文殊信仰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性象征。实际上，文殊信仰的中国化有多种表现方式，既有经典方面的表现，也有思想方面的表现，还有道场方面的表现。

　　众所周知，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其经典依据是《华严经》，但是在《华严经》的表述中，不论是最早出现的东晋《六十华严》，还是随后出现的唐代《八十华严》，提及文殊菩萨的居住地时，皆没有说到“五台山”，而是“清凉山”，如《六十华严》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那么，清凉山在哪里？唐代的道宣、慧祥等对此皆有疑问。拙文《论证五台山即清凉山的历程》曾对此进行了探讨，认为从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翻译《六十华严》开始，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澄观著成《华严经疏》结束，在此将近400年间，一直在进行佛经中的“清凉山”到中国的“五台山”的转换。最终，澄观不仅说“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而且说五台山“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历经数百年，佛经中的记载逐步和中国大地上的山脉结合起来，完成了域外经典与中国地理的对接，如此才有了今天“文殊信仰以五台山为基地广为流传”的说法，也才有了将五台山称为“智慧山”的说法。这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中国化”过程。

　　民族化——从“汉藏道场”到“民族团结”

　　从民族化的角度来看，“五台山信仰”也非常具有代表性。据最新资料统计，当前五台山僧人来自全国十多个民族，分别是汉族、蒙古族、藏族、满族、土族、回族、锡伯族、达斡尔族、侗族、畲族、朝鲜族、壮族、苗族等。因此，五台山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与此同时，五台山还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居一山的佛教名山，在四大佛教名山中，这也是唯一。

　　“五台山信仰”的一大特点就是“青黄并存”，即汉传的青庙与藏传的黄庙共居一山而成为“汉藏道场”。佛教最迟在北魏时期传入五台山，经过历代发展，隋唐时期形成的八大宗派皆在五台山有所传承，被称为“八宗并弘”。唐代时期，开元三大士开创的密宗也传入五台山，不空还派他的弟子含光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唐密道场。与此同时，《册府元龟》记载，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元代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八思巴不仅巡礼五台山，而且著有《文殊菩萨名号赞》《赞颂文殊菩萨——花朵之鬘》等。此外，胆巴、意希仁钦等藏传佛教僧侣也驻锡五台。明清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更为兴盛，尤以清代最胜，乾隆皇帝更被尊为“曼殊室利大皇帝”，即“文殊菩萨大皇帝”。如今，在菩萨顶存有乾隆御碑《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其中有诗云：“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乾隆皇帝自注云：“文殊梵经本称曼殊师利，汉藏经内亦或书之。曼殊对音即满珠。今卫藏呈进丹书，均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竺兰宝号，与我国国号相符，用徵亿万年无量福祚也。”其中的“满珠”，就是“满洲”，意味着出身满族的乾隆皇帝就是文殊菩萨，可以保佑国家繁荣昌盛。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五台山信仰”中的藏传佛教都在起着民族团结的作用。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都非常崇奉文殊菩萨，自然亦对其应化道场五台山信仰有加。当前，在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有菩萨顶、罗候寺、十方堂、观音洞、镇海寺、广化寺、万佛阁、上善财洞、文殊寺、瑞应寺、台麓寺等，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化——从“梵僧瞻礼”到“东亚圣山”

　　“五台山信仰”形成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历史上，不仅有印度、斯里兰卡的梵僧来五台山瞻礼文殊，而且有日本、新罗的僧人前来巡礼，东亚的僧人甚至将五台山“搬迁”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形成了圣山信仰，五台山遂成为“东亚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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