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的三次诞生
国画的由来？
1、1919年：“国画”的第一次诞生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年，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运动的争论肇始于思想氛围活跃的北京大学。一时间，在“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等等对这场运动庸俗化的曲解之下，“国”字风靡一时，许多“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被创造性地与“国”字这个定语联系到了一起。国乐、国医、国菜等等概念相继问世，肩负着民族国家文化复兴使命的“国画”概念也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如1923年成立的广东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称国画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国画，振兴美术”， 1926年苏州成立“国画学社”等等，都是比较早的“国画”的记载。尽管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追查到“国画”概念的始作俑者，但根据当时著名的文人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对这样一种“言必称‘国’”的社会风气的记载，我们可以不难看到“国画”概念产生的必然、盲目与急切。如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 而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立案呈文中更是明确宣告：“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征。” 可见，“国画”概念产生的背后动力也是“国家观念”的普及。在强劲的西风吹袭之下，“Painting”终于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找到了它的被制造出来的对应物，从而，“国画”这一概念初次诞生了。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所说的“国画”，从外延上更接近于此前使用的“中国画”，与今天的所说的“国画”仍然有很大不同。在发表于1926年11月12日《一般》上的《国画漫谈》一文中，同光（署名）写道：年月日，我说不清，总之有所谓“国画”在中国学校中成为一种科目之日起，“洋画”也和其他科学一样，为中国人士所学习并且被欢迎起来了，因此“国画”之名，遂应运而生。原这名之所由立，本系别于“洋画”而言，譬如有洋货而后又国货之名，由洋文而后有国文之名，初固无轩轾于其间也。
2、1958年：“国画”的第二次诞生
考察中国现代美术，不能够忽视艺术教育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1949年以前，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就绘画部分而言，是“中国画——西洋画”（1919 年以前）或“国画——西画”（1919年以后，蔡元培在1927年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也肯定地使用了“国画”区别于“西画”）的两分天下。据上文的论述可知，“中国画”并没有被简称为“中画”是由于“国画”这一更加民族化的概念的诞生，而西（洋）画专业名称的演变，毋宁说是为求得字数上的对等，并无其它用意。
尽管1929年和1939年，在“融合派”画家林风眠和“传统派”画家潘天寿的分别主持之下，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西画二系（科）合而又分，但是这都没有改变这种形式逻辑上同级的二元对立格局。正如至少从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将西洋画等同为“油画”一样，将“国画”明确地界定为于卷轴文人画的倾向暂时还并不十分明显。
但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的提出和苏联契斯恰柯夫油画教学体系的引入，这种“二分法”从内部产生了裂变。以中央美术学院（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基础上于1950年4月成立，院长徐悲鸿）为例，这一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原先的“西画”分别成系（1954年成立版画系， 1956年成立油画系）。由于以写意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绘画不具备像古典油画那样的天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国画”概念在1950年代以后也一度受到冷遇进而质疑，当时对于传统绘画的批评者更倾向
于使用“中国画”而不是“国画”这个产生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救亡运动中、不能代表新兴共和国之“国”的命名。同时也是为求形式逻辑上命名的对等，原先的“国画”变成了“彩墨画系”（1953年成立，1958年复改称“国画系”）。至此，“彩墨画”与“油画”“版画”“连环画”等等被规定成为学科分类上同级的画种，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成为各系共同的大课。
如果说1953年彩墨画系的成立意味着“国画”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意味被一度排斥，那么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再次被改为“国画系”，则意味着新的“国画”的概念在一片争论和质疑声中第二次的诞生。在1949年从法律上确定国旗、国歌、国徽之后，1950年代中在民间出现了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国”字命名热潮——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将“牡丹”定为“国花”。不幸的是，“国画”在这两次热潮中都受到了牵连。只不过此时的“国”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转变成了“政权的”。因而，将“彩墨画（卷轴文人画）”定为“国画”，也就明确的具有了新中国政权的官方意识——“国画”的这一次诞生意味着从民国时期代表传统绘画的“国故”“国粹”转变成了新政权领导之下的“新中国”的画种。对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质疑，最终屈服于新兴的民族国家对于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的迫切要求。
责任编辑：魏志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