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2000多个孩子支起一个家

　　逐渐弥合的破碎关系

　　按照以往爱心人士一对一资助困境儿童的经验，她们把这种模式也应用到这个特殊的群体身上。出乎和西梅意料的是，向一些人发出邀请后，得到的答案却都是一口回绝——没人愿意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扯上关系。

　　就连她的朋友也表示，“还是换个留守儿童吧，或者正常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爸爸都这样了，孩子又能好到哪里去?”这些话击中了和西梅，她越来越感受到社会对于服刑人员子女存在隐形的歧视，“事实上，他们才是受害者。”

　　也因此，相比一般的公益项目只要帮扶一两个方面，“彩虹村”项目对这些孩子建立起了全方位的持续关注，除了孩子的身体、家庭，还关注他们的心理、学习、兴趣爱好等，和西梅希望能够给他们的是长期陪伴。

　　小荷公益组织的项目中，数“彩虹村”的志愿者最少。原因是这些志愿者往往要经过细致的培训：如何与孩子沟通，怎么打开他们的心扉，什么才是帮助他们成长的最佳方式。这些经验都是和西梅一点点摸索来的。

　　他们挨个走访，赶赴农村后，第一个要做的是完善孩子的档案。填表过程最为繁琐，除了基本情况，连孩子的鞋子尺码都要登记下来。

　　父亲的印象对孩子们来讲多数模糊不清，因为犯罪，又为他们带来了歧视和阴影，这些孩子所面临的亲子关系多数也很复杂：这里面包含着太多裂痕和难以消除的成见。

　　小荷公益和泰安市心理学会合作，聘任他们为这个助学专项的心理顾问;他们也会帮着孩子解开长久以来的心结。

　　为此，和西梅还“咬牙”走进监狱。她曾跟2800多名服刑人员面对面，近距离接触这些孩子的爸爸。聊起孩子在外的现状，这些男人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破碎的关系开始逐渐弥合。就像浩浩，父亲入狱那年他正上高中，如今已找到一份青岛大企业的工作。前不久，他和父亲第一次在监狱会面，和西梅看见浩浩主动握起父亲的手，认真地说，“放心吧，我等你出来。”

　　一些转变也在悄悄发生。小宇的爸爸入狱后，一家全靠妈妈强撑，她带着姐弟俩和姥姥搬离农村，挤在县城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狭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弟弟和姥姥睡在床上，姐姐和妈妈就打地铺凑合。和西梅帮她们募集了钱款，送来了生活用品，解决了弟弟的上学问题，还帮妈妈找了工作，姐姐擅长打乒乓球，和西梅还专门为她请来了免费的乒乓球教练。

　　两年前，姐弟俩的爸爸终于出狱。他们一家人在当地开了个小饭馆，取名“小荷家园”，这名曾经的服刑人员，如今已经成了小荷公益的长期志愿者。

　　母亲的角色不可或缺

　　一个细节令和西梅和团队念念不忘。那是一次夏令营活动，帮扶家庭的一个女孩对志愿者很是亲昵，总黏着这位与妈妈年纪相仿的女性不放，活动末了，她悄悄地问了句，“我能亲亲你吗?”

　　平日里，团队里长期志愿者的手机里，也总是隔三差五地收到这些孩子的短信和电话，有的孩子每天一放学就会打来，汇报自己一天上学都干了什么，也问问对方的状况。

　　“他们的生活里需要一个母亲的角色。”因此，5个月前，“彩虹村”助学项目开启了“代理妈妈”的模式，跟这些需要帮扶的孩子结成对子，便于和这些孩子长期联系。

　　和西梅采用了“分散助养”的模式，让这些孩子留在原来的居住环境，由“代理妈妈”和志愿者实地前往帮扶。对这些“代理妈妈”，她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至少每两个月要去与孩子当面沟通一次，不需要她们再送去任何的物件。

　　但即使路程再远，“代理妈妈”每半个月都会自发前往孩子的家中，还自掏腰包为孩子准备些当下的生活用品。截至目前，这个“彩虹村”助学计划共有1023名志愿者参与，他们的驾车行驶里程已达2.35万公里。

　　事实上，这份帮扶工作并不是那么好做。

　　资金困难是“彩虹村”一直面临的问题，项目成立开始的第一年，她们没募来一分钱。走访和办活动要用车，路程遥远折腾一天得吃饭，再加上各种成本，除了跟志愿者们分担，和西梅经常自己贴钱贴物。搞了13年公益，直到3个月前，她才从组织里拿到自己的第一笔工资。

　　一些家庭的孩子被层层重压裹挟，帮扶能治标，想要治本并非易事。和西梅也曾多次徘徊在放弃边缘，让她坚定下来的原因其实很沉痛：她们帮扶过的一个女孩，喜欢唱歌，一心想到专业学校进修，家人拿不出高昂的学费，她一时想不开喝下了农药。

　　“困住这些孩子的，多数都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再多一些陪伴和帮助，就能让他们等到生活的转变。”这位半路出家的公益人严肃地说。

　　其实，小荷公益组织策划实施的公益项目一共10个：针对留守儿童的“微爱助学”项目、针对失独老人的“温暖阳光”项目、针对白化病患者的“月亮家园”项目等，但花精力费工夫最多的就数“彩虹村”项目。

　　相比于其他公益组织的漂亮成绩单，和西梅觉得“彩虹村”项目的数字从来都不算好看。对比那些几十万几百万元的帮扶数字而言，这2000多名孩子太微不足道。但这样花下心血的长期陪伴，真不是谁都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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