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与五台山有何不解之缘？
东晋名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帝王的崇建是五台山佛教兴盛的主要原因。魏孝文帝认为佛教有助于王政，在境内大兴佛教，于五台山始建了大孚灵鹫寺、佛兴寺、清凉寺等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遂使五台山佛教兴起。北齐诸帝亦倾心信佛，大起佛寺，五台山建寺200余所，并割8州之税，以供香火。至北周武帝灭佛，五台山方寺塔悉毁，僧人散之。
佛教在整个隋朝时期都处在发展时期.隋文帝和炀帝本人与佛教关系亲密,隋文帝从小在尼姑庵里由尼姑带大,此尼还给他起了佛名"那罗延"(梵语端正猛健之意).隋炀帝也有关系亲密的僧人为师,曾亲自受戒于当时的高僧智.由于有封建皇帝的支持提倡,佛教在隋代得到很大发展,仅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就在全国修建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隋炀帝时僧尼受到和贵官一样的尊重,凡在宫廷设宴,除帝后一席,亲信权贵一席外,僧尼道士也都另设一席.到唐朝时,虽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曾几度有所曲折(如唐太宗,玄宗时对佛教的禁令,以及唐武帝灭佛),但实际上佛教势力仍在迅速发展.例如唐太宗时,一次下令剃度天下僧尼即达一万八千五百余人.武则天时代,因为篡政的需要,更是借用佛教压制道教,于天授三年(691年)下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到唐武宗时,佛教已经发展到"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寺院众多,寺院经济发达.隋朝文帝,炀帝二君,三十七年间全国寺院达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第二,僧尼数多,而且僧侣地主的上层人物和隋唐王朝常有密切关系,他们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其中有不少是政治上很有实力的代表人物.据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计算,隋朝一代剃度僧尼达三十万人.到唐朝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天下申请为僧尼者,更有七十万人之多.寺院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直接夺走了国家收税的民户,而且有些佛教首脑人物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隋唐时期佛经翻译数量之多,和佛教各宗派形成之众,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根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隋代共有佛经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共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之多;唐代时比前更为增多,据德宗时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共为二千四百四十七部七千三百九十九卷.从230唐高祖武德里德宗贞元年间共一百八十多年,我国共译出佛经总数达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翻译家共四十六人.所以,隋唐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史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我国佛教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教派,也大多数在隋唐时期形成.比如,前面提到的隋朝时形成的天台宗,和唐朝形成的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等,皆是.这些佛教宗派各有高僧,如天台宗的智,唯识宗的玄奘,华严宗的法藏,禅宗的慧能,密宗的不空,净土宗的道绰,律宗的道宣,怀素,义净等等,皆是当时学问很高深的佛教大师.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我国文化史有深远的影响.
到了宋代，佛教传入中国已将近千年，完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过一些儒家的学者为了振兴儒学，常常排斥佛教 。对于这样的反对声音，佛教内部采用一贯的调和态度，提倡儒释道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宋代佛教的三教合一思想，基本上是以儒家为中心，使佛教服从于儒家的调和思想，云门宗僧人契嵩 和天台宗僧人智圆 是其中的代表。在强调三教合一的同时，宋代的佛教在多个方面也进一步世俗化。宋代佛教接受了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强调对君主的绝对臣服。隋唐以前，佛教僧侣对世俗政权还能表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也有“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提出。到宋代以后，佛教这种独立姿态越来越弱，寺院基本上完全依附于世俗政权 。
元兴，崇尚佛教。元世祖敬僧礼佛，修葺五台山12佛刹。成宗为皇太后建寺于五台山，并于元贞二年（1296）至五台山，瞻礼文殊，礼重五台山华严菩萨正顺法师，并敕建万圣佑国寺。武宗时亦大规模建寺于五台山，礼重五台山真觉大师，授以僧统之职。仁宗时置五台寺济民局，并“敕五台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开采铁矿。英宗也曾于至治二年（1322），至五台山朝山拜佛。泰定帝敕建五台山殊样寺，赐田三百顷。文宗也多次遣使至五台山作佛事，祈福安民。
明代诸帝为了祈福延祚，巩固边防，吸取前朝经验，尊奉佛教，尤其崇奉五台山佛教。太祖幼出佛门，自然崇佛敬僧，曾对五台山璧峰禅师优加礼遇。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就迎请哈里麻，后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送往五台山，并为其重修显通寺和大白塔。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于永乐十三年（1415）至五台山朝圣，成祖曾几次致书慰问，并敕赐袈裟禅衣、镀金莲座等。明英宗敕造《大藏经》5藏，安于5座台顶。宪宗于成化十七年（1481），造丈六镀金文殊像及画像百轴、香金5百两、布帛千尺，念珠万串，敕赐五台山文殊寺。正德二年（1507），武帝“敕建铜瓦殿，赐额广宗寺，兼圣谕护持”（《清凉山志》）。又于中台顶建寺，赐额演教寺。神宗受到慈圣皇太后的影响，十分崇佛。万历年间，敕建大塔院寺并舍利宝塔；于狮子窝修建洪福万寿藏经楼阁；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敕建圣光永明寺（即显通寺）。神宗还多次于五台山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会，使五台山佛教盛极一时。
清朝10代帝王，大多信佛，且特别崇奉喇嘛教。从始至终，推行一套“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策略，所以对五台山藏传佛教也给予特殊的礼遇。顺治十年（1659），就令阿王老藏卓锡五台山，总理番汉经典。次年，又令老藏丹贝为清凉山住持，修葺菩萨顶等寺。康熙皇帝曾5次朝台。康熙二十二年（1683），第一次朝台，敕赐阿王老藏为“清凉老人”，且赐龙袍、貂座、靴衣、香银等物，还命老藏丹贝重修五顶寺宇。次年，菩萨顶大殿改覆琉璃黄瓦，并“于菩萨顶设立永镇把总一员，马兵10员，步兵30名，护守香火供器”（《山西通志》）。在五台山佛教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以后，菩萨顶成为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的居处，前后共驻锡过19任札萨克大喇嘛。同时，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还让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住在五台山镇海寺。康熙皇帝5次巡幸五台山，敕赐梵文藏经两部、匾额55块、作诗15首、碑文20余道，修葺寺院20余座，做各种道场8次。乾隆皇帝也曾巡幸五台山6次，修葺演教、望海、法雷、普济、灵应、显通、殊像、碧山、镇海等20余寺，御制碑文8篇，题匾45块。雍正、嘉庆也来过五台山。以后，国势日衰，清室再未朝台。但在光绪九年（1883），还重建了大万圣佑国寺，称为极乐寺。慈禧太后还御书了“真如自在“四字，赐予普济和尚，如今还存于南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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